陈玉英又叫“孙嫂”：毛泽东保姆，目睹杨开慧壮烈牺牲

1. 陈玉英又叫“孙嫂”：毛泽东保姆，目睹杨开慧壮烈牺牲

 陈玉英出生在宁乡县坝塘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是当时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保姆。
   1926年12月，毛泽东大儿子岸英4岁，二儿子岸青两岁，三儿子也在杨开慧的肚子里孕育。毛泽东又忙于革命事业，家里急需一名照顾孩子们的保姆。
      陈玉英出生贫寒，从小就被父母卖掉当童养媳，10岁又被安排出去帮工。
   那年她30岁，经人介绍来到主席家，毛泽东了解了她的家庭情况后，温馨的笑着说：“ 你跟我们帮忙，我们不分彼此上下，我和你是朋友 。”陈玉英这之前当了十几年别家的保姆，“主人们”无一不是高高在上，对她颐指气使，转头又对外面那些权贵低头哈腰。陈玉英感觉毛泽东一家和他们好像不一样。眼睛也变得明亮了一些，于是从小缺爱的陈玉英就这样留了下来。
      陈玉英丈夫姓孙，那时过来已经30岁，所以大家都叫她“孙嫂”。
   初来时，毛泽东猜她应该不会识字，怕她出去找不到回来的路，就把她名字和住址写在一个布条上，让她挂在衣扣里，好方便她去问路。
   1927年，孙嫂跟着毛泽东一家来到了武昌。在武昌，毛泽东日日夜夜忙碌于革命运动，白天和革命同志开会，晚上整理会务写报告。连三餐大多时候都是和革命同志一起在一张大圆桌上吃饭。杨开慧则帮毛泽东抄写整理资料，常常到三更半夜。孙嫂后来回忆说，“就在长沙望麓园到武昌期间，毛泽东写出了光辉的著作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。”
   毛泽东对她很好，毛泽东平时生活朴素，对吃、穿不讲究，当时毛泽东只有一件白衬衣，不能随便洗，要有安排的洗。有一次，孙嫂刚洗完还没干，毛泽东就说有一个会议，要穿白衬衣，问在哪里怎么找不到，这可为难了孙嫂，孙嫂急的满头大汗，想着自己不会因为这就被赶出去，丢了这个“饭碗”吧，毛泽东却咧开嘴唇笑了笑，啥也没说，提着一件旧灰布衣就出门了。那笑在孙嫂看来是那么的温暖，温热的泪水流了下来，没有多余的语言，孙嫂带着微笑和毛家三兄弟玩去了。
   那时毛泽东还不是主席，但陈玉英却觉得胜似主席。
   其实一开始孙嫂的薪资是一个月五元，当时杨开慧是有点过意不去，后来孙嫂了解家里情况，和毛家一家人对她都如同亲人，孙嫂就提出不要工钱。
   “大脚，短发这样多精神啊！”，这是杨开慧对孙嫂讲的，孙嫂因为小时家里穷，连脚都裹不起，后来因为做工留长发也不方便，就剪成了短发。这在当时的 社会 还是不太让人接受的，孙嫂的前主人们也大多因为这点歧视她。杨开慧却说， 裹脚、盘头发留辫子那是吃人的陋习 ， 是古代封建 社会 压迫人民思想的东西。 这些陋习我们要摒弃掉，人民应该人人平等！孙嫂虽然听不懂，但她却感觉的到杨开慧眼里有明亮的光，那光里仿佛所有人都没有裹脚，都没有辫子，都发出由心的笑容，温暖而令人向往。孙嫂感激的笑了，开心的回答道：确实确实！
   还有一次，孙嫂不小心打破了家里的热水瓶，她急的满脸通红，欲哭无泪。杨开慧看到后却微笑着安慰道“ 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 ”。实则，那时毛家经济情况已经很不好了，杨开慧还得省吃俭用盘算着如何再添置一个新的热水壶。
   当时毛泽东是革命的先驱者，所以他家里自然而然成为了革命同志们“聚会”的场所，孙嫂就坐在门外，每隔一段时间为他们倒水添茶。屋子里面文字激昂，挥斥方遒，不时传来革命者们爽朗的笑声。孙嫂虽然听不懂，但却莫名的对未来多了一份信心和希望。聚会完毛泽东时常会叫孙嫂去外边买一点包子之类的“款待”朋友们。杨开慧总会笑着提醒她：“ 孙嫂，别忘了给自己也买一份！ ”
   那时，杨开慧和妈妈一样温柔，我真幸福。孙嫂心里这样想着。
   1930年10月24日，秋风萧瑟，街旁两边树叶沙沙作响，天色始终阴沉着。毛泽东家却被一群人包围住了，为首的人敲了敲门，杨开慧开门看到后，手抖了一下后淡淡的说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   “没什么，请你到长沙走一趟。”
   睡眼朦胧却一脸坚毅的毛岸英说：“不去,不去!我妈妈是好人,哪儿也不去!”为首的人恶狠狠的说，“把这个小共产党也一起带走 ”。杨开慧痛恨的骂道：“要抓就抓我，为什么要抓我的孩子？”
   孙嫂听到动静也慌忙出来，然而一出来就被五花大绑了。这时毛泽东还在井冈山进行着革命运动。
   杨开慧是：这只是我家的保姆。
   敌人却说：这个保姆不一般，要抓！
   孙嫂却一点都不关心自己，只是看着被抓的孩子和杨开慧，心里不是滋味。
   后来在监狱里，杨开慧受到酷刑拷打，但她嘴里仍是“不知道”三个字，杨开慧临刑前，孙嫂大喊“要杀就杀我”，然而凶贼们并不理会，孩子们的哀嚎，杨开慧的坚强烙印在了孙嫂的心中。之后不论受什么样的酷刑，孙嫂学着和杨开慧一样"不知道”。
      好在最后被放了出来，孩子们去了大同幼稚园。孙嫂则被严密监控，尽管出来，但已然回不去了。无奈之下，孙嫂只能回去老家。在老家，孙嫂心里一直坚信着杨开慧说的话“革命一定会成功,这一天不会很久。”
   听到孩子们的大同幼稚园被解散，她心乱如麻，担心至极却无能为力。听到毛泽东打了胜仗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她欢呼的和小孩子般欣喜若狂。
   1950年孙嫂见到了毛岸英，“分别20年，岸英对我很亲热，非常关心我的生活……”陈玉英兴奋不已，不久，毛岸英又写了一封长信给她，说代主席和岸青问好。
   1957年，孙嫂分隔多年第一次见到毛泽东，“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毛主席，一见面就和我亲切握手，谈了长时间的话。”陈玉英激动地回忆道， 后来，孙嫂和毛泽东叙旧谈到岸英和开慧时，孙嫂潸然泪下，毛主席则带着轻松的口气说：岸英是个好孩子，开慧是个好同志。孙嫂跟随毛泽东一家多年，毛泽东什么脾气他能不知道吗，她知道这是毛泽东在安慰她，怕自己太过于责怪自己。想着想着孙嫂泪如雨下。
   在北京，毛泽东和孙嫂一起吃了个午饭，孙嫂告别回乡时，毛泽东还在她的本子上写上了“毛泽东”三个大字。此后，毛主席在百忙之中还经常写信给孙嫂，多次资助她女儿读书。孙嫂感激涕零，称自己真实天底下最幸福的人。
   1982年，孙嫂临终前对女儿说着“我要走了，去看开慧和毛泽东了.....”

2. 陈玉英：毛泽东的保姆，在杨开慧临刑前曾大喊“要杀就杀我”

 能够在烈士毛岸英短暂一生占据着重要席位的人并不多，父亲毛泽东与母亲杨开慧自然是要占两个名额的，而剩下的名额要论的话，陈玉英可能要算一个。
   陈玉英在毛岸英心中有多重要呢？
   ——当时 科技 并不发达，大家联络感情主要是通过写信的方式，而在毛岸英为数不多的已公布家书中就有一封是专门写给陈玉英的。
   以上内容就是节选自家书中的一些段落，从这些文字当中我们不仅仅可以看出毛岸英同志的家国情怀，更可以感受到毛岸英对陈玉英这个长辈的感情是有多深。
     
      陈玉英曾是毛泽东家的保姆，她的这个名字在平时很少用，因为毛泽东的家人更愿意称呼其为孙嫂，而这不仅是因为她的夫家是姓孙，更是因为这样的称呼能够显得亲切一些。
   孙嫂出生于湖南省宁乡的一个农村家庭，家境十分的贫困。
   ——也正是因为太过于潦倒，她不得已从小就给人做了童养媳，年龄才刚刚10岁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外出帮工，赚钱维持生计了。
   1926年冬天。
   此时毛泽东的事业刚起步不久，他正全身心的投入到革命当中，已经无暇顾及到家庭了，但此时的家庭负担却是极其沉重的。
   大儿子岸英四岁。
   二子岸青也两岁了。
   而三儿子岸龙已经在“路上”，即将出生。
     
      在这种情况下，自然要请一个保姆照顾妻儿了，而毛泽东听人说陈玉英踏实肯干，并且已经做了十多年保姆经验丰富，于是便托人将她带到了家里。
   就这样毛泽东一家与陈玉英这两类本不应该在同一时空的命运体，竟奇迹般的绑在了一起。
   而这个时候，陈玉英也快30岁了，在外面摸爬滚打有了一段时日。
   陈玉英第一次来到长沙望麓园一号（毛泽东家）的时候，毛泽东首先问了一下陈玉英家里的情况，陈玉英小心翼翼的应答，十分的谨慎，直到看到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道 ：“留下吧 ！” ，她才彻底松了一口气。
   当时站在一旁的杨开慧似乎看出了陈玉英的拘谨，于是亲切地对孙嫂说: “  你到了我家里，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。你不要当我是你的主人，彼此不要分上下，我们做一场朋友。 ” 
   杨开慧的这一番话，让陈玉英心里无比的温暖，因为在此之前她与雇主之间没有过任何朋友之谊，有的只是主仆关系，杨开慧与毛泽东是为数不多能够将自己当作朋友的雇主。
     
      地位这东西，对于之前的陈玉英而言，实在是太奢侈了。
   所以在此时，其实陈玉英心里就暗暗下定了决心： “自己要一辈子做毛泽东家里的保姆，除非他们赶我走。” 
   一开始，陈玉英每次买菜，都要向杨开慧报账，将每一笔账算得清清楚楚。
   这也是陈玉英多年保姆以来的经验，毕竟只有这样干，才能让雇主信任自己的为人，能够在这份工作上做的更加长久。
   但没想到杨开慧却说： “孙嫂，不用一笔一笔算了，你说多少就是多少。” 
   这也再次让陈玉英内心感动不已，她不断在内心感叹： “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，遇到了这么好的人家，前面受的那些苦与如今的幸运来比又算得上什么呢？” 
   在那个时候，毛泽东还是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，公务繁忙，开会是常有的事，而为了方便会议的主要场所还是在毛泽东家里。
   ——在开会的时候，陈玉英总会搬一张小竹椅坐在门口，准时为开会的人员添加开水，以免他们口干舌燥，十分的贴心。
   当然，她也不会去管会议到底忙的是啥，商讨的又是啥，因为她知道毛泽东是好人，当一个好人在为了自己的最高理想四处奔波之时，做的肯定也都是好事。
   虽然自己没文化，但陈玉英自认为大道理她还是懂的。
     
      1927年2月。
   毛泽东再次来到武昌，并在都府堤41号院定居了下来，因为是长久停留，杨开慧也一同前往。而自然为了照顾杨开慧，一直不怎么出远门的陈玉英也跟着前去了。
   其实她当时内心是不怎么愿意出远门的——毕竟自己接触新鲜事物很少，外头很多东西她都不明了，但她实在无法想象在毛泽东公务繁忙之时，怀着第三胎的杨开慧如何在武昌生活。
   因此，她还是硬着头皮来到了武昌。
   果然，在来到武昌之后，她就遇到了曾经的那些担忧。
   ——比如在出去买菜、办事的时候，她很难找到回家的路，而且因为她说话又有家乡口音，如今在外地别人也听不懂她在讲什么。
     
      而这些毛泽东都看在眼里，于是毛泽东贴心的给她做了一块写有字的白布条，即：“武昌都府堤41号陈玉英。”之后便让她放在口袋里，迷路的时候告诉她拿出来问过路人。
   这已经不知道是陈玉英第几次被毛泽东一家给感动了，她只是来帮人的保姆，却得到了毛泽东一家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，她自认为对方这样对自己是不值当的，因此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更好的照顾他们。
   不过除去这些问题不说的话，在武昌定居的日子绝对是陈玉英人生中最为怀念的日子，因为在这段时日她见证了毛泽东夫妻之间的相濡以沫，孩子毛岸英与毛岸青的懂事乖巧。
   而这个时间段毛泽东也没有太过于忙上忙下，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比较多，这段时间的美好生活也真正让陈玉英体会到了一个“真正”的家的快乐。
   1927年4月。
   毛岸龙在武昌出生，但由于当时爆发了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”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，身为共产党领袖之一的毛泽东此时责任重大，也就脱不开身了。
   这个时候是陈玉英没日没夜守候在医院照顾着杨开慧母子俩。
   四天后，毛泽东才抽出时间到医院来看望。
   看到正在熟睡的儿子，他兴奋之余，更多的是愧疚。
   直到听到躺在病床上的杨开慧说道： “不要紧，你的事情更重要。孩子到了要下地的时候，你在身边我要生，你不在身边我也要生。孙嫂照顾得我挺好的，你放心。” 
   这个时候，毛泽东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是落下了，次日又重新振作了精神回到了革命的战场上。
     
      1927年7月。
   汪精卫在武汉也开始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，武昌也沦为了共产党人的险境。
   1927年9月。
   为响应南昌起义，毛泽东准备在湘赣边界地区开展秋收起义。
   因为自己随时都会有危险，于是为了家人的安全着想，他决定把杨开慧和三个孩子送到长沙。
   在临走的那天晚上，天上还有星星，毛泽东就带着三个孩子坐在小坪里，一边看着星空，一边给他们讲着故事。
   不过此时陈玉英却把目光放在了杨开慧的身上，因为她清楚的看到杨开慧的眼里是有泪水的，而且还在整理衣物。
   陈玉英此时也很清楚，毛泽东与杨开慧一别，将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见，但她或许从没想过这居然会是两人的诀别。
   在分开后，毛泽东与杨开慧夫妻，一个在井冈山，一个在长沙板仓，两人在不同的地方，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着。
     
      在分开的日子里，杨开慧饱受相思之苦，因为消息闭塞的原因，杨开慧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到底还在不在，对毛泽东的担忧，时常会让她一度陷入绝望。
   她甚至写了一首诗叫做《偶感》来表达对毛泽东的思念。
   但写诗终究也只是暂时的寄托，无法完全一解自己相思之愁。
   为了见毛泽东，杨开慧也曾鼓起勇气向组织反应要去井冈山，但组织考虑到杨开慧的安全，最终没有批准这个请求。
   当然这个结果杨开慧是接受的，因为她自己也明白在当时的时局之下，理想与爱情不能兼顾，组织的决定是再合理不过。
   但她始终是一个弱女子，感性依旧时常让她失去理性，不知所措。
     
      而此时能够再让杨开慧重拾希望的就是陈玉英了，她不仅在杨开慧工作的时候，拉扯孩子们的生活；还会在杨开慧心情不畅的时候，时常给她鼓励与开导。
   除此之外，在杨开慧拮据的时候，她还主动不要工资，有时候甚至倒贴来弥补家用。
   陈玉英在老家一直是有女儿，还有亲戚，但她在这段时间没有回过一次家，因为她知道这是杨开慧最脆弱的时候，她和她的孩子们都需要自己在身边陪着。
   其实在此时的陈玉英心里，杨开慧已经算是自己的姐妹了。当然在杨开慧心中，亦是如此。
   时间转眼到了1930年。
   当时红军多次对长沙发起攻势，让湖南军阀何键苦不堪言，何键吃了大亏，气没地方撒，在得知毛泽东妻子杨开慧在长沙躲藏后，他便狠下心来拿出1000银元的赏银来捉拿杨开慧。
   因为共产党得到了底层人民的拥护，所以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，杨开慧多次都化险为夷了。
   但是在同年10月24日，杨开慧在潜回板仓看望母亲与孩子的时候，还是不幸被发现了。
   那天天蒙蒙亮，敌人就马不停蹄的赶到了杨开慧的所在地，而为避免杨开慧提前得知消息逃跑，他们先将杨开慧的母亲抓来逼她去敲门。
     
      杨开慧打开门后看到的是陌生人，疑惑中带有些许担忧。
   当领头队长说道 ：“请你到长沙”。 
   杨开慧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，但她仍旧十分的冷静。
   而正当敌人要将杨开慧绑起来的时候，毛岸英与陈玉英突然出来阻挡想要保住杨开慧，此时的敌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，将他们二人也给绑了。
   最终三人在数十个手拿武器的敌人监视下到了长沙警备司令部。
   其实对于会被捕的这个结果，杨开慧是十分明了的。
   时间回到1929年3月，也就是杨开慧被抓一年前。
   当时的时局已经让杨开慧感受到了自己会被捕，于是给自己的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托孤信，信中主要说的主要内容是：“如果自己遭遇了不幸，请照顾好孩子们。”
   以上是托孤信的一些节选，看完这个感人肺腑的片段，其实我们也不难理解，当初杨开慧为何会那么思念自己的丈夫。
     
      ——因为她知道自己可能早晚要被抓，若能够再见到丈夫，知道丈夫身体还好，目前还没事，甚至还能够好好在一起聊聊天，道个别，也不至于让自己之后走的不那么失落。
   在被抓后，杨开慧每天都要遭受折磨，受刑是常有的事，但她始终没有屈服。
   当敌人逼迫杨开慧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之时，杨开慧坚定的回答 ：“要打就打，要杀就杀。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关系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！” 
   敌人知道在杨开慧身上问不出东西，于是转过去恐吓还年轻的毛岸英，但毛岸英虽然年纪小，但也知道大义，一概不讲，敌人硬的不行，于是来软的，比如用糖引诱他，但也没能成功。
   想要打开缺口，敌人最终将目标放在了陈玉英身上，在敌人看来陈玉英只是一个保姆，她与毛泽东一家是没有关系的，在他们看来陈玉英总应该会招吧？
   于是将一系列重刑也用到了陈玉英身上，但令敌人没想到的是，尽管陈玉英的手背心被打烂了，腿后膝被踩的全是伤，她也只说了一句话： “我一点不知道，你们要杀就杀我，让开慧先生回家去带孩子。” 
   有时候她还担心敌人会丧心病狂的对孩子不利，于是也会说道 ：“岸英是姓杨，不姓毛，是杨家的孩子。” 
   总之，她身处敌营，仍旧一直在为毛泽东一家着想。
     
      其实有时候陈玉英在牢里是很怕的，怕到某些时刻甚至想哭，但看到杨开慧那么坚决后，她也不再害怕，因为姐妹都不怕，自己又怎么能说怕？
   就这样，被严刑拷打了20天，敌人知道这些人都是硬骨头，于是耐性也完全耗尽了，他们打算拿杨开慧开刀。
   同在牢房里的陈玉英也看出了敌人的不耐烦，她深知杨开慧或许活不长了，于是含着泪对杨开慧说: “  霞姑（杨开慧的称呼），告诉我，敌人是不是要对你下毒手了吗? 要死我替你去!” 。  
   杨开慧很感动，她对着陈玉英说 :  “ 孙嫂，你很坚强，我信得过你，毛委员信得过你。我们是一场真正的朋友，是一家人。你把孩子好好带大，将来革命成功了 , 你会有好日子过的。 ” 
   听完这番对话，整个牢房的难友无不为之动容。
   终于在1930年11月14日。
   敌人们终于按捺不住了，军警来到牢房将杨开慧提押出来，杨开慧和孙嫂都到这一天终于来了，杨开慧此时无比的震惊，反倒是陈玉英，虽然知道这一天会来，但真当这一天到了的时候还是无法接受。
   她连忙用身体堵住牢门，然后大声地向狱警们喊着： “不要带走她，要杀就杀我，让她回去带孩子！” 
   但敌人已经丧心病狂，哪里还会理陈玉英呢？这一天，杨开慧同志在长沙识字岭英勇就义，年仅29岁。
     
      幸运的是，经过多方营救，后来毛岸英与陈玉英两人被营救出来了，当时两人浑身是伤，令人触目惊心。
   陈玉在出狱后，带着毛岸英先是到杨开慧的六舅家里住了两天，休息了一下，然后才回到长沙东乡板仓，见到了杨开慧的母亲，也就是毛岸英的外婆。
   当时的陈玉英害怕老母亲无法接受杨开慧的死讯，便称： “开慧留在城里亲戚家，以后有时间会回来的。” 
   但因为时间久了，没有一点女儿的消息，于是老母亲还是起了疑心，陈玉英最终还是将实情告知了老人，两个人抱头痛哭。
   此时杨开慧的六舅送信来，告知反动派又要捉陈玉英，于是陈玉英被逼无奈只好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宁乡县。
   在宁乡老家的时候，陈玉英为了保护孩子们，同时也为了保护自己，对之前的事一概不提，她只是在默默等待，等待毛泽东能够革命成功，因为这是杨开慧曾经对她在监狱中说过的话。
   1949年夏，长沙和平解放。
   当时在家乡的陈玉英，听说毛泽东的部队回来了，激动万分。于是她连忙辞了工作，要去找毛润之先生。
   听到妹妹要走，两个哥哥感到十分惊诧，因为当时虽然长沙已经解放了，但依旧不安稳，相对比之下当时的乡下才是避难圣地。
   这个陈玉英当然也是知道的，但她实在是无法抵住心中的喜悦，她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毛泽东，见到当年她带的岸英、岸青兄弟，于是她在思考片刻之后还是回到了长沙。
     
      1950年5月。
   毛岸英遵照父亲毛泽东的指示，回到了故乡，此行两个主要目的，一个给外婆拜寿，还有一个就是找到曾经的保姆陈玉英。
   很幸运，因为当时陈玉英就在长沙，毛岸英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陈玉英。
   两人相见，顿时间就想起曾经的种种，毕竟毛岸英的童年就是在陈玉英的呵护下度过的，即便是后来身在牢狱，陈玉英也一直保护着他。
   对毛岸英而言，陈玉英就是杨开慧之后另一个母亲，因为她给自己的实在太多太多。
   1957年6月。
   毛主席接见了前来北京的陈玉英，这也是三十年后两人第一次相遇。
   毛泽东感慨万千，回想起以前种种吗，他自认为亏欠陈玉英太多，毕竟是因为自己才让她受了苦。
   但两人畅谈起过往之时，毛泽东对她说  ：“你和开慧同甘共苦，我今天看到你像看到了开慧一样。你以后就是我的家人了。” 
     
      的确，陈玉英身上有着太多杨开慧的印记，无论是精神，还是在性格上两人都极其的相似。
   1982年，陈玉英病逝。
   她真的如杨开慧临终前所说的那样，自从解放后便在长沙过上了好日子，家庭美满幸福。
   但她心中依然放不下杨开慧与毛泽东，还有毛泽东那几个孩子，因为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才是自己一生中最有价值的。
   或许在陈玉英脑海里经常涌现一个画面： “杨开慧等着毛泽东回来吃饭，孩子们在自己身边嬉闹，而自己默默的站在一旁看着。” 
   但这些都不可能再出现了，这或许也是她人生中唯一的一个遗憾。
   在临终前，她也曾对自己女儿孙燕说道 ： “我要走了，我要去看开慧和毛泽东了……” 
     

3. 陈玉英：毛泽东的保姆，在杨开慧临刑前曾大喊“要杀就杀我”

 能够在烈士毛岸英短暂一生占据着重要席位的人并不多，父亲毛泽东与母亲杨开慧自然是要占两个名额的，而剩下的名额要论的话，陈玉英可能要算一个。
   陈玉英在毛岸英心中有多重要呢？
   ——当时 科技 并不发达，大家联络感情主要是通过写信的方式，而在毛岸英为数不多的已公布家书中就有一封是专门写给陈玉英的。
   以上内容就是节选自家书中的一些段落，从这些文字当中我们不仅仅可以看出毛岸英同志的家国情怀，更可以感受到毛岸英对陈玉英这个长辈的感情是有多深。
     
      陈玉英曾是毛泽东家的保姆，她的这个名字在平时很少用，因为毛泽东的家人更愿意称呼其为孙嫂，而这不仅是因为她的夫家是姓孙，更是因为这样的称呼能够显得亲切一些。
   孙嫂出生于湖南省宁乡的一个农村家庭，家境十分的贫困。
   ——也正是因为太过于潦倒，她不得已从小就给人做了童养媳，年龄才刚刚10岁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外出帮工，赚钱维持生计了。
   1926年冬天。
   此时毛泽东的事业刚起步不久，他正全身心的投入到革命当中，已经无暇顾及到家庭了，但此时的家庭负担却是极其沉重的。
   大儿子岸英四岁。
   二子岸青也两岁了。
   而三儿子岸龙已经在“路上”，即将出生。
     
      在这种情况下，自然要请一个保姆照顾妻儿了，而毛泽东听人说陈玉英踏实肯干，并且已经做了十多年保姆经验丰富，于是便托人将她带到了家里。
   就这样毛泽东一家与陈玉英这两类本不应该在同一时空的命运体，竟奇迹般的绑在了一起。
   而这个时候，陈玉英也快30岁了，在外面摸爬滚打有了一段时日。
   陈玉英第一次来到长沙望麓园一号（毛泽东家）的时候，毛泽东首先问了一下陈玉英家里的情况，陈玉英小心翼翼的应答，十分的谨慎，直到看到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道 ：“留下吧 ！” ，她才彻底松了一口气。
   当时站在一旁的杨开慧似乎看出了陈玉英的拘谨，于是亲切地对孙嫂说: “  你到了我家里，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。你不要当我是你的主人，彼此不要分上下，我们做一场朋友。 ” 
   杨开慧的这一番话，让陈玉英心里无比的温暖，因为在此之前她与雇主之间没有过任何朋友之谊，有的只是主仆关系，杨开慧与毛泽东是为数不多能够将自己当作朋友的雇主。
     
      地位这东西，对于之前的陈玉英而言，实在是太奢侈了。
   所以在此时，其实陈玉英心里就暗暗下定了决心： “自己要一辈子做毛泽东家里的保姆，除非他们赶我走。” 
   一开始，陈玉英每次买菜，都要向杨开慧报账，将每一笔账算得清清楚楚。
   这也是陈玉英多年保姆以来的经验，毕竟只有这样干，才能让雇主信任自己的为人，能够在这份工作上做的更加长久。
   但没想到杨开慧却说： “孙嫂，不用一笔一笔算了，你说多少就是多少。” 
   这也再次让陈玉英内心感动不已，她不断在内心感叹： “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，遇到了这么好的人家，前面受的那些苦与如今的幸运来比又算得上什么呢？” 
   在那个时候，毛泽东还是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，公务繁忙，开会是常有的事，而为了方便会议的主要场所还是在毛泽东家里。
   ——在开会的时候，陈玉英总会搬一张小竹椅坐在门口，准时为开会的人员添加开水，以免他们口干舌燥，十分的贴心。
   当然，她也不会去管会议到底忙的是啥，商讨的又是啥，因为她知道毛泽东是好人，当一个好人在为了自己的最高理想四处奔波之时，做的肯定也都是好事。
   虽然自己没文化，但陈玉英自认为大道理她还是懂的。
     
      1927年2月。
   毛泽东再次来到武昌，并在都府堤41号院定居了下来，因为是长久停留，杨开慧也一同前往。而自然为了照顾杨开慧，一直不怎么出远门的陈玉英也跟着前去了。
   其实她当时内心是不怎么愿意出远门的——毕竟自己接触新鲜事物很少，外头很多东西她都不明了，但她实在无法想象在毛泽东公务繁忙之时，怀着第三胎的杨开慧如何在武昌生活。
   因此，她还是硬着头皮来到了武昌。
   果然，在来到武昌之后，她就遇到了曾经的那些担忧。
   ——比如在出去买菜、办事的时候，她很难找到回家的路，而且因为她说话又有家乡口音，如今在外地别人也听不懂她在讲什么。
     
      而这些毛泽东都看在眼里，于是毛泽东贴心的给她做了一块写有字的白布条，即：“武昌都府堤41号陈玉英。”之后便让她放在口袋里，迷路的时候告诉她拿出来问过路人。
   这已经不知道是陈玉英第几次被毛泽东一家给感动了，她只是来帮人的保姆，却得到了毛泽东一家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，她自认为对方这样对自己是不值当的，因此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更好的照顾他们。
   不过除去这些问题不说的话，在武昌定居的日子绝对是陈玉英人生中最为怀念的日子，因为在这段时日她见证了毛泽东夫妻之间的相濡以沫，孩子毛岸英与毛岸青的懂事乖巧。
   而这个时间段毛泽东也没有太过于忙上忙下，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比较多，这段时间的美好生活也真正让陈玉英体会到了一个“真正”的家的快乐。
   1927年4月。
   毛岸龙在武昌出生，但由于当时爆发了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”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，身为共产党领袖之一的毛泽东此时责任重大，也就脱不开身了。
   这个时候是陈玉英没日没夜守候在医院照顾着杨开慧母子俩。
   四天后，毛泽东才抽出时间到医院来看望。
   看到正在熟睡的儿子，他兴奋之余，更多的是愧疚。
   直到听到躺在病床上的杨开慧说道： “不要紧，你的事情更重要。孩子到了要下地的时候，你在身边我要生，你不在身边我也要生。孙嫂照顾得我挺好的，你放心。” 
   这个时候，毛泽东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是落下了，次日又重新振作了精神回到了革命的战场上。
     
      1927年7月。
   汪精卫在武汉也开始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，武昌也沦为了共产党人的险境。
   1927年9月。
   为响应南昌起义，毛泽东准备在湘赣边界地区开展秋收起义。
   因为自己随时都会有危险，于是为了家人的安全着想，他决定把杨开慧和三个孩子送到长沙。
   在临走的那天晚上，天上还有星星，毛泽东就带着三个孩子坐在小坪里，一边看着星空，一边给他们讲着故事。
   不过此时陈玉英却把目光放在了杨开慧的身上，因为她清楚的看到杨开慧的眼里是有泪水的，而且还在整理衣物。
   陈玉英此时也很清楚，毛泽东与杨开慧一别，将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见，但她或许从没想过这居然会是两人的诀别。
   在分开后，毛泽东与杨开慧夫妻，一个在井冈山，一个在长沙板仓，两人在不同的地方，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着。
     
      在分开的日子里，杨开慧饱受相思之苦，因为消息闭塞的原因，杨开慧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到底还在不在，对毛泽东的担忧，时常会让她一度陷入绝望。
   她甚至写了一首诗叫做《偶感》来表达对毛泽东的思念。
   但写诗终究也只是暂时的寄托，无法完全一解自己相思之愁。
   为了见毛泽东，杨开慧也曾鼓起勇气向组织反应要去井冈山，但组织考虑到杨开慧的安全，最终没有批准这个请求。
   当然这个结果杨开慧是接受的，因为她自己也明白在当时的时局之下，理想与爱情不能兼顾，组织的决定是再合理不过。
   但她始终是一个弱女子，感性依旧时常让她失去理性，不知所措。
     
      而此时能够再让杨开慧重拾希望的就是陈玉英了，她不仅在杨开慧工作的时候，拉扯孩子们的生活；还会在杨开慧心情不畅的时候，时常给她鼓励与开导。
   除此之外，在杨开慧拮据的时候，她还主动不要工资，有时候甚至倒贴来弥补家用。
   陈玉英在老家一直是有女儿，还有亲戚，但她在这段时间没有回过一次家，因为她知道这是杨开慧最脆弱的时候，她和她的孩子们都需要自己在身边陪着。
   其实在此时的陈玉英心里，杨开慧已经算是自己的姐妹了。当然在杨开慧心中，亦是如此。
   时间转眼到了1930年。
   当时红军多次对长沙发起攻势，让湖南军阀何键苦不堪言，何键吃了大亏，气没地方撒，在得知毛泽东妻子杨开慧在长沙躲藏后，他便狠下心来拿出1000银元的赏银来捉拿杨开慧。
   因为共产党得到了底层人民的拥护，所以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，杨开慧多次都化险为夷了。
   但是在同年10月24日，杨开慧在潜回板仓看望母亲与孩子的时候，还是不幸被发现了。
   那天天蒙蒙亮，敌人就马不停蹄的赶到了杨开慧的所在地，而为避免杨开慧提前得知消息逃跑，他们先将杨开慧的母亲抓来逼她去敲门。
     
      杨开慧打开门后看到的是陌生人，疑惑中带有些许担忧。
   当领头队长说道 ：“请你到长沙”。 
   杨开慧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，但她仍旧十分的冷静。
   而正当敌人要将杨开慧绑起来的时候，毛岸英与陈玉英突然出来阻挡想要保住杨开慧，此时的敌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，将他们二人也给绑了。
   最终三人在数十个手拿武器的敌人监视下到了长沙警备司令部。
   其实对于会被捕的这个结果，杨开慧是十分明了的。
   时间回到1929年3月，也就是杨开慧被抓一年前。
   当时的时局已经让杨开慧感受到了自己会被捕，于是给自己的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托孤信，信中主要说的主要内容是：“如果自己遭遇了不幸，请照顾好孩子们。”
   以上是托孤信的一些节选，看完这个感人肺腑的片段，其实我们也不难理解，当初杨开慧为何会那么思念自己的丈夫。
     
      ——因为她知道自己可能早晚要被抓，若能够再见到丈夫，知道丈夫身体还好，目前还没事，甚至还能够好好在一起聊聊天，道个别，也不至于让自己之后走的不那么失落。
   在被抓后，杨开慧每天都要遭受折磨，受刑是常有的事，但她始终没有屈服。
   当敌人逼迫杨开慧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之时，杨开慧坚定的回答 ：“要打就打，要杀就杀。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关系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！” 
   敌人知道在杨开慧身上问不出东西，于是转过去恐吓还年轻的毛岸英，但毛岸英虽然年纪小，但也知道大义，一概不讲，敌人硬的不行，于是来软的，比如用糖引诱他，但也没能成功。
   想要打开缺口，敌人最终将目标放在了陈玉英身上，在敌人看来陈玉英只是一个保姆，她与毛泽东一家是没有关系的，在他们看来陈玉英总应该会招吧？
   于是将一系列重刑也用到了陈玉英身上，但令敌人没想到的是，尽管陈玉英的手背心被打烂了，腿后膝被踩的全是伤，她也只说了一句话： “我一点不知道，你们要杀就杀我，让开慧先生回家去带孩子。” 
   有时候她还担心敌人会丧心病狂的对孩子不利，于是也会说道 ：“岸英是姓杨，不姓毛，是杨家的孩子。” 
   总之，她身处敌营，仍旧一直在为毛泽东一家着想。
     
      其实有时候陈玉英在牢里是很怕的，怕到某些时刻甚至想哭，但看到杨开慧那么坚决后，她也不再害怕，因为姐妹都不怕，自己又怎么能说怕？
   就这样，被严刑拷打了20天，敌人知道这些人都是硬骨头，于是耐性也完全耗尽了，他们打算拿杨开慧开刀。
   同在牢房里的陈玉英也看出了敌人的不耐烦，她深知杨开慧或许活不长了，于是含着泪对杨开慧说: “  霞姑（杨开慧的称呼），告诉我，敌人是不是要对你下毒手了吗? 要死我替你去!” 。  
   杨开慧很感动，她对着陈玉英说 :  “ 孙嫂，你很坚强，我信得过你，毛委员信得过你。我们是一场真正的朋友，是一家人。你把孩子好好带大，将来革命成功了 , 你会有好日子过的。 ” 
   听完这番对话，整个牢房的难友无不为之动容。
   终于在1930年11月14日。
   敌人们终于按捺不住了，军警来到牢房将杨开慧提押出来，杨开慧和孙嫂都到这一天终于来了，杨开慧此时无比的震惊，反倒是陈玉英，虽然知道这一天会来，但真当这一天到了的时候还是无法接受。
   她连忙用身体堵住牢门，然后大声地向狱警们喊着： “不要带走她，要杀就杀我，让她回去带孩子！” 
   但敌人已经丧心病狂，哪里还会理陈玉英呢？这一天，杨开慧同志在长沙识字岭英勇就义，年仅29岁。
     
      幸运的是，经过多方营救，后来毛岸英与陈玉英两人被营救出来了，当时两人浑身是伤，令人触目惊心。
   陈玉在出狱后，带着毛岸英先是到杨开慧的六舅家里住了两天，休息了一下，然后才回到长沙东乡板仓，见到了杨开慧的母亲，也就是毛岸英的外婆。
   当时的陈玉英害怕老母亲无法接受杨开慧的死讯，便称： “开慧留在城里亲戚家，以后有时间会回来的。” 
   但因为时间久了，没有一点女儿的消息，于是老母亲还是起了疑心，陈玉英最终还是将实情告知了老人，两个人抱头痛哭。
   此时杨开慧的六舅送信来，告知反动派又要捉陈玉英，于是陈玉英被逼无奈只好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宁乡县。
   在宁乡老家的时候，陈玉英为了保护孩子们，同时也为了保护自己，对之前的事一概不提，她只是在默默等待，等待毛泽东能够革命成功，因为这是杨开慧曾经对她在监狱中说过的话。
   1949年夏，长沙和平解放。
   当时在家乡的陈玉英，听说毛泽东的部队回来了，激动万分。于是她连忙辞了工作，要去找毛润之先生。
   听到妹妹要走，两个哥哥感到十分惊诧，因为当时虽然长沙已经解放了，但依旧不安稳，相对比之下当时的乡下才是避难圣地。
   这个陈玉英当然也是知道的，但她实在是无法抵住心中的喜悦，她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毛泽东，见到当年她带的岸英、岸青兄弟，于是她在思考片刻之后还是回到了长沙。
     
      1950年5月。
   毛岸英遵照父亲毛泽东的指示，回到了故乡，此行两个主要目的，一个给外婆拜寿，还有一个就是找到曾经的保姆陈玉英。
   很幸运，因为当时陈玉英就在长沙，毛岸英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陈玉英。
   两人相见，顿时间就想起曾经的种种，毕竟毛岸英的童年就是在陈玉英的呵护下度过的，即便是后来身在牢狱，陈玉英也一直保护着他。
   对毛岸英而言，陈玉英就是杨开慧之后另一个母亲，因为她给自己的实在太多太多。
   1957年6月。
   毛主席接见了前来北京的陈玉英，这也是三十年后两人第一次相遇。
   毛泽东感慨万千，回想起以前种种吗，他自认为亏欠陈玉英太多，毕竟是因为自己才让她受了苦。
   但两人畅谈起过往之时，毛泽东对她说  ：“你和开慧同甘共苦，我今天看到你像看到了开慧一样。你以后就是我的家人了。” 
     
      的确，陈玉英身上有着太多杨开慧的印记，无论是精神，还是在性格上两人都极其的相似。
   1982年，陈玉英病逝。
   她真的如杨开慧临终前所说的那样，自从解放后便在长沙过上了好日子，家庭美满幸福。
   但她心中依然放不下杨开慧与毛泽东，还有毛泽东那几个孩子，因为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才是自己一生中最有价值的。
   或许在陈玉英脑海里经常涌现一个画面： “杨开慧等着毛泽东回来吃饭，孩子们在自己身边嬉闹，而自己默默的站在一旁看着。” 
   但这些都不可能再出现了，这或许也是她人生中唯一的一个遗憾。
   在临终前，她也曾对自己女儿孙燕说道 ： “我要走了，我要去看开慧和毛泽东了……”